日本近代佛學研究
佛教于日本欽明天皇十三年（522）輸入日本，而該國對于佛學之新式研究，則至明治十年始開端緒。一八二六年，英人荷吉森（B.H. Hodgson, 1800～1894）一篇題名‘尼泊爾及西藏的語言、文學和宗教撮記（ Notices of the Language, Literature and Religionof Nepal and Tibet）’之文章，將豐富的梵語圣典之現存情形公諸于世，其后，梵語圣典之發現、收集與研究，乃在西歐展開。佛教巴利文、梵文原典之出版與翻譯亦隨之興起，近代日本即承此風氣，直接透過印度原典來研究佛學。明治時代（1868～1911）之佛學界，除了史學、哲學之研究方向外，亦重視言語學及文獻學的研究。此一時期，影響日本佛學界最鉅者，當推南條文雄、村上專精、高楠順次郎三人。當時，以佛學研究為中心之佛教系大學逐漸設立，而遠赴西域發掘資料，或至西藏求法之事跡亦屢見不鮮。日本近代佛學研究之基礎，于焉奠定。進入大正時期（1912～1925），使佛學研究大放異彩者為木村泰賢、松本文三郎及佐佐木月樵等三人。其次，東京大學‘印度哲學’及京都大學‘佛教學’講座之設立，由于師資與研究設備之合乎水準，乃使佛學研究跨入一嶄新階段。而此一時期雖仍保持明治期著重原典研究之傾向，然已不再以小乘三藏及有限的大乘原典之解讀為滿足，而有意廣泛把握佛教之本質，故中國之漢文佛教文獻與日本撰述之各種經典重獲重視，并且著手整理出版此類三藏圣典，遂有‘大正新修大藏經’等之編輯。
到了昭和前期（1926～1944）之佛學界，最杰出之學者首推宇井伯壽、鈴木大拙、和■哲郎等三人。此期由于渡邊海旭之奔走，向各佛教系大學負責人建議，而創立以研究佛教為目的之全國性學會─日本佛教學協會（一九四九年更名‘日本佛教學會’）。此外，此期對佛教文獻之整理出版方面，有漢文大藏經、巴利文三藏之翻譯刊行。而有關佛教史之研究亦有突飛猛進之勢，其中大部分系以中國佛教史為主，故此期可謂為中國佛教及佛教史研究之全盛時代。昭和初期活躍于學壇之學者有長井真琴、常盤大定、荻原云來、赤沼智善、望月信亨等多人。而昭和后期（1945～），學德俱尊，居佛學界之領導地位者，則為金倉圓照、山口益與宮本正尊等人。一九五一年在宮本正尊之倡議與領導下，成立‘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’，促進了日本佛學學術機構之橫面交流，并透過該學會與日本學術會議保持聯系。此期，學界對綜合研究、分工研究方法之重視與日俱增。而在經濟推動文化之情況下，鈴木學術財團應運而生，遂有一九五五至六一年‘西藏大藏經’之刊行。
戰后，佛學學者有花山信勝、結城令聞、水野弘元、中村元、關口真大、冢本善隆、橫超慧日、安藤俊雄、佐藤哲英、芳村修基、牧田諦亮、藤吉慈海等多人。及至最近，日本佛學界學者研究之動向，大抵以譯注古來未譯為中文之佛教原典，及原典文獻之研究整理為主。其中以中村元、長尾雅人、山田龍城、前田惠學等人最著名。迄今，日本所發行之佛學雜志很多，純學術性之佛學研究代表性雜志有：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、日本佛教學會年報、鈴木學術財團研究年報等。此外尚有多種研究紀要、學報等之刊行。［近代日本佛學研究的發展（林傳芳）］
佛學常見辭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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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門章服儀
全一卷。唐代道宣撰。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冊。內容記述法服之材質、裁縫及補浣等法。分為制意釋名、立體拔俗、勝德經遠、法色光俗、裁制應法、方量幢相、單復有據、縫制裁成、補浣誠教、加法行護等十篇。 本書論法服之材質，于絹、布二種中，以布為如法者，此乃南山律宗之規矩。蓋因佛教尚慈悲而戒殺生，若以蠶絲作法服，則有違拔濟之心，故屬不如法。注疏有元照之應法記一卷。［道宣律師感通錄］
